在語言不通、文化隔閡、子女教養、經濟壓力以及社會融入的多重壓力下，新移民家庭常承受巨大身心壓力。一家之主往往自顧不暇，為了適應新生活耗盡心力；青少年則在教育體系中掙扎於語言適應、文化認同與心理健康；對於年邁的新移民來說，身體健康與複雜的美國醫保制度更是一道額外的挑戰。當一個家庭同時被這些問題包圍時，往往步步艱辛。

 

在這些夾縫與裂縫中，社工（social worker）的角色至關重要。他們穿梭於家庭、學校與政府部門之間，不只是解決個案問題的實務者，更是連結社區與資源的橋梁，是理解與傾聽的開端，是倡議與制度改革的推手。

 

早在1967年，來自香港的移民母親伍寶玲（Po-ling Ng）踏上紐約土地時，未曾預料自己會成為華人社區社會服務的「開荒牛」。那時的她，只是為了三個孩子的未來，逃離動盪的香港。然而，六十年後，當偷渡與走線潮再度湧入華人社區，熟悉的困境重演於無數家庭。伍寶玲的故事，也因此成為一代又一代新移民的鏡子與借鑒。

 

從動盪中出發：感恩節踏上新旅程

 

1967年11月的感恩節，伍寶玲帶著兩名年幼子女和腹中胎兒，搭上從香港飛往美國的班機。身後，是動盪不安的香港——1967年香港的左派組織響應大陸文革，發起對抗港英政府的六七暴動，街頭衝突與炸彈襲擊頻傳；前方，則是一個語言不通、未卜前途的新世界。

 

初抵紐約，她英語蹩腳，沒有美國學歷，懷著身孕，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進入製衣廠做車衣工。感恩節隔天，她就拿著剪刀跟嫂子學上工。她回憶初入工廠的恐懼：「聽到衣車聲就害怕，布料堆滿桌，分不清哪片是袖子，哪片是領子。」

 

但生活不容退縮。她每天早上八點送孩子去託人照顧，晚上八點下班，一週工作超過72小時，才領到她在美國的第一張薪資支票——21美元。那張銀行回單，她至今仍珍藏，視為奮鬥的起點。

 

但她從未忘記一句話：「要改變命運，就要讀書，先學好英文，再拿到美國的學歷。」孩子出生後，她用車衣賺的工資報名紐約大學的英文課，一邊打工、一邊學習，最終打開命運的另一扇門。

 

 六小時面試：踏上社工之路

 

1968年8月，女兒剛出生，伍寶玲開始四處尋找工作。有天，她在報紙上看到下東城一家社福（戒毒）中心招聘社工，便決定一試。面試當天，看到進出的多是吸毒或酗酒者，幾乎看不到華人，讓她心驚膽跳。

 

當時中心唯一的華人員工剛好是華策會董事，便介紹她到新成立不久的華策會申請。1969年1月27日，伍寶玲來到華策會位於Pell街3號的辦公室，接受猶太裔主管柯恩（Allen Cohen）長達六小時的面試。儘管英文有限，她仍自信地表達：「我願意接受挑戰，回饋社會。」

 

柯恩事後回憶：「她英文不好，但全程很自信，教育背景紮實，又吃過苦，正是我想找的人。」

 

華策會當時經費拮据，年薪僅5,100美元，發薪也不穩定。但伍寶玲毫不猶豫接受了這份工作。白天繼續在工廠做三小時；下午則投入社區服務，從此開啟了她長達半世紀的社工生涯。

 

她與柯恩也成為最佳拍檔。伍寶玲熟悉中文與華人文化，柯恩擅長與政府溝通、爭取經費。「他說我就是他最好的資源。因為你懂社區，我懂制度，我們合作，就能把資源帶回來。」她說。

 

一次在市長林賽（John Lindsay）主持的公聽會上，柯恩突然踢她一腳：「你上去講！」儘管英文不流利，她仍站起來談華埠老人問題，細述社區需求。會後不久，相關撥款便批下來，奠定了他們與政府機關合作的基礎。

 

探訪孤老：靠保濟丸、百花油撐命

 

1970年代初，唐人街尚無任何華語社會服務。伍寶玲開始逐戶探訪獨居長者，親眼目睹許多老人過世多日才被發現的悲劇。

 

當時華埠因美國移民政策限制，女性難以來美，形成以年長單身男性為主的「單身漢社區」，住在條件惡劣的「散仔房」（Single Room Occupancy, S.R.O.），一間公寓裡隔出數個床位，擺上雙層床，租客採「輪更制」輪流睡覺——白天上班的一批人下床後，夜班回來的人接著躺上去，租金低廉，賺到的薪資大都寄回中國養家。

 

她發現，多數年長者生病時不懂如何就醫，加上當時唐人街的中醫師有限，許多人習慣以「保濟丸」與「百花油」自行治療。她笑說：「我常戲稱他們為『保濟丸、百花油』，因為他們生病了也只能吃那個、擦那個，就靠這兩樣撐著命。」

 

那時大家普遍的觀念都是自己解決問題，或通過同鄉會，都不會伸手去政府要錢。她發現，多數長者拒絕申請福利，原因有三：一是愛面子，怕讓鄉親覺得丟臉；二是怕有「案底」，影響日後申請家人來美；三是語言與文盲問題，根本不知去哪裡求助。

 

在此期間，古巴難民大量湧入，伍寶玲主動協助他們申請白卡（Medicaid），因而深受感謝。她笑說：「他們感恩得不得了。」正是從這樣的實務工作中，她逐漸打開名聲，建立跨族裔社區的信任與口碑，並將服務從古巴人擴展到華人。

 

老夫少妻與移民家庭的隱痛

 

隨著美國放寬華人移民政策，許多年長未婚的華僑終於返鄉娶親。他們多已年過六十，甚至七八十歲，卻迎娶家鄉十餘歲的少女。對方家庭為了移民機會，甘願犧牲女兒的青春。這些女孩初來美國，對生活一無所知，只知道自己肩負著「救家人」的任務。1970年代的中國貧困問題突出，許多人面臨溫飽問題，特別是農村地區。這些年輕新娘來美後努力寄錢回國、申請親人來美團聚。

 

然而，這類婚姻多半潛藏危機。雙方年齡與價值觀的差異導致關係緊張。丈夫多半控制妻子，不准她們外出工作，怕她們外出後「變心」。現實是，許多年輕妻子一旦進入車衣廠工作，靠著手腳快、年輕力壯，很快能賺到遠超丈夫的薪水，開始質疑自己是否該為這段不平等的婚姻犧牲一輩子。最終，有人選擇離家出走，留下子女給年邁丈夫照顧。

 

孩子成了最大受害者。母親離家後難再照顧子女，父親又年老體衰，根本無力應對育兒責任。當父親送孩子上學，孩子常被嘲笑「爺爺接送」，心理受創。那時也沒有託兒所或課後照顧，孩子常在學校放學後無人看管，回家也缺乏情感與生活照顧。再加上學校依年齡分班，卻無雙語與特教資源，使他們成為教育死角；不少孩子因此流入幫派，只為尋求歸屬感與庇護，這成為當時華青幫派問題的溫床。

 

伍寶玲深知這些問題的根源，她協助家庭重建，也曾為被房東恐嚇的百歲老人爭取權益，帶著傳票與法律援助律師上門抗爭，甚至在送達傳票時遭房東夫婦推拉、拉扯和羞辱。雖曾崩潰落淚，丈夫勸她辭職，她卻堅定地說：「我不想放棄這份工作。」

 

這些經歷促使她推動設立「人瑞中心」，為無依長者提供生活、法律與社交支援。1972年，她與柯恩合寫提案，成功向州府爭取三年共13.2萬美元經費，為華人長者服務立下里程碑。

 

拯救迷途青少年

 

「當年人瑞老人中心還沒成立時，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，其中一項是幫助華人青少年。」伍寶玲回憶道。那時華埠幫派橫行，如飛龍幫、鬼影幫等，她幾乎都有接觸、甚至幫助過其成員。

 

後來，他們在華策會策劃成立了專門服務青少年的部門——Project REACH。「那時候65初中（今華埠131孫逸仙初中的前身），沒有雙語課程，許多剛來美國的移民青少年聽不懂英文。我們便租用一個地下室，找義工放學後幫他們補習。補完習再教他們打乒乓球，就是希望他們不要被幫派吸收，有正當的興趣。」

 

然而現實比想像殘酷。「華青幫派不高興，因為我們等於切斷了他們的財路。」她回憶，「有一次，我們正在地下室補習。那裡位於街道下方，有一道閘和樓梯通往裡面。因為沒錢裝冷氣，只好打開閘蓋透氣。沒想到，有華青在閘外對著地下室開槍掃射，有些人當場就中彈身亡……」

 

「那些孩子原本活潑開朗，那天就這樣沒了。」她說，「我們的社工是一位ABC（美國出生的華裔）女生，平常很有愛心，親眼目睹整個過程後，嚇得呆住了，後來她說再也無法回去工作，太傷心了。但我堅持下來，因為我相信——如果我們不做，誰來做？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