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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向「南深圳」:反送中四週年的香港劇變

四年前的今天,數十萬香港人走上街頭,反對港府推動《逃犯條例》修訂草案,俗稱「反送中」的社會運動爆發,徹底改變了香港社會的面貌。四年過去了,香港究竟有哪些變化與以往不同?
 
第一,1997回歸後邁向民主化的普選之路被徹底逆轉。從1980年代英國在香港開始實行直選模式的代議政治以來,香港逐步走向民主化之路。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,也承諾香港未來要實現行政長官、立法會的全面普選。從1997年開始,香港立法會民選議席逐漸增加,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組成數量和選民基礎也不斷擴大。即便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,北京與港府提出了極為保守的普選方案,將原本的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。但所謂「政治向前行一步」仍是當時社會的認知和願望。不過反送中之後,伴隨泛民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大勝,北京對原有的香港選舉制度不再有信心,因此在「完善選舉制度」名義下,香港選舉中的民選成分大幅降低,候選人資格審查成為剛性制度,港人參與投票的熱情大大降低。
 
第二,《港區國安法》實施,香港人權保障和司法制度備受西方質疑,政治紅線增多。1997後,董建華政府曾經試圖就《基本法》第23條——國家安全條款,進行立法,但遭到50萬港人上街抗議而擱置。2019後,北京承認由香港自行就國家安全事項立法已經非常困難,遂直接制定《港區國安法》。從此,香港社會出現政治紅線,不能批評和否定中共,不能悼念六四,不能呼喊特定的標語口號。民間人權陣線、支聯會、學聯、各大學學生會、泛民政黨、工會,相繼解散或清盤。香港原本實行普通法,在刑事檢控程序中採取更加嚴格的當事人主義和人權保障原則。因此很多參與社運而遭檢控的人士,通常會在審判前獲得保釋機會。但在《港區國安法》下,羈押是原則,保釋是例外,很多被告人未審先關超過一年以上。
 
第三,無法接受新香港,移民潮爆發,港人求去意願堅定。香港過往爆發過數次移民潮,分別在1980年代初、1989年六四以及1997前後。但1997後數年,伴隨香港政局大致穩定,曾出現人口回流。不過,與前三次移民潮不同,2019後的移民潮,出現回流概率已經非常之低。因為香港社會形態已經徹底改變,學校開始強化愛國教育,外資不斷撤離,以美國公司為例,約有百餘家企業在反送中至今,與香港道別。伴隨經濟疲軟以及賣房移民,香港的房價不斷下跌,香港的國際化程度不若以往,經濟形勢日漸轉差。港府為提振市面景氣,積極設法吸引中國內地遊客、公司以及高端人才進入香港,填充人力空缺。但如此一來,勢必引起本地港人在生活環境和身分上之焦慮,反而更加速移民潮。
 
第四,與台灣關係走向凍結。以往,香港是兩岸關係的中間地帶。即便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或是蔡英文總統第一個任期,台港雙方都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官方互動。但反送中之後,一方面台灣民間社會支持港人聲音高漲,另一方面台灣官方亦聲援港人訴求,加之移居台灣之港人日漸增多,令北京以及港府都將台灣視為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幕後黑手之一。在兩岸關係逐漸緊張的背景下,北京對一個中國原則的運用擴展到香港,令原本可以駐港的台灣官方人員,因拒絕簽署一中承諾書,而撤離香港。這是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大事。此外,中華民國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形象,從原本在港府中的模糊界定,轉化為中國一省。香港不能再公開紀念雙十國慶、舉行升旗儀式。港府最近也公開表示,無意恢復在台灣的代表處運作。
 
香港的未來,究竟是繼續中國化、大陸化,成為一些觀察家口中的「南深圳」,還是僅能勉強維持一定限度的自由生活方式,只能拭目以待。